京津冀一体化将要开始动迁一批产业,据媒体的消息锻造和家具业将成为2014年清退出北京的重点。
与中国其他特大城市一样,北京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庞大规模的人口与有限的可承载能力矛盾突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外来人口难以在城市中立足,城市运营成本提高,运行效率下降。而另外一些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正在重走这些特大城市的老路。这是中国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一贯趋势,那么像北京这样搬迁产业,能否解决这些矛盾?
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存在显著“拐点”
最新发布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2013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与城市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流动人口占比等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其发展路径上存在明显拐点。
以185个中国主要城市作为样本,可持续发展水平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人口达到450万之前非常明显,相关性可达到0.65。而对于人口超过450万的城市,其相关性则迅速降到0.21,存在着明显的路径拐点。
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与可持续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性存在同样情况。当人口密度小于8000人/平方公里,两者相关性高达0.71。而当人口密度大于8000人/平方公里后,两者的相关性几乎消失(仅为0.08)。
类似地,外商直接投资FDI、外来流动人口占比也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且同样存在拐点。两者的拐点分别出现在达到30亿美元和当流动人口占比达到总人口的30%时。
人口规模450万人、人口密度8000人/平方公里等拐点表明,对于中国城市而言,在达到这一数字之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提高都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但跨过拐点后,进一步增加人口规模和密度虽不意味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或宜居程度会下降,但对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作用有限甚至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城市人口达到450万人和人口密度达到8000人/平方公里是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点。
中国多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都已跨过了人口规模、人口密度、FDI和流动人口当中的三个或四个拐点,包括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天津、成都、南京、沈阳、武汉和重庆。这11个城市覆盖了1.55亿(约21%)的中国城镇总人口。尽管这些城市中的大多数目前拥有较高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但其通过增加人口等因素在原有模式上进步的空间已非常有限。如此大量的人口占比凸显了问题的重要性。
类似“拐点”并未出现在国际领先城市的发展路径上
但,对一些国际城市的相同分析表明,类似“拐点”并未出现在国际领先的城市发展路径上。
在国际案例城市中,人口密度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系。多个国际城市的人口密度尽管悬殊很大,但这些城市均有优秀的可持续表现。国内可持续发展表现较为突出的城市如厦门、大连、宁波等基本上正处于中国人口密度的拐点(8000人/平方公里),其可持续发展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对标城市(如哥本哈根和香港)。当越过这一拐点之后,仅有少数国内城市延续了高可持续发展(如深圳、广州和杭州),其他大多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都差强人意,如哈尔滨、兰州和郑州(人口密度约为1.1万人/平方公里)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拥有相当或者更高密度的国际对标城市如纽约(人口密度约为1.1万人/平方公里)、东京(人口密度约1.44万人/平方公里)和首尔(人口密度约1.7万人/平方公里)却依然能够保持非常优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原因何在?
从具体指标看,国内城市和国际对标城市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大部分指标上。比如,在经济方面,国际对标城市的人均收入及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均遥遥领先。平均高达80%的服务业占比不仅能保持经济和就业增长,而且相对其他多数的工业行业而言,服务业对资源的要求更低,对环境的影响也更加友好。在社会发展方面,国际对标城市在各个指标上的平均水平都超过国内较先进的城市,比如国际对标城市平均每千人拥有4.5个医生,而中国的领先城市仅有2.6个医生。
环境指标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国际领先城市在空气质量、废物利用管理方面表现更佳,比如,空气污染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PM10的浓度大大低于国内城市,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仅为国内城市平均水平的1/20。同时,国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覆盖更广、设置更合理、利用率更高,如公共交通在国际城市广泛使用,其使用频率为国内平均水平的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