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买房故事
8月26日是深圳的36岁生日，一些民间组织在深圳中心书城举办了一场生日会，主题是“深圳不关门”。同一天，深圳154万平方米土地集中出让，拍出310亿元，创下全国新总价地王，有人说，这也是一份“生日礼物”。
“深圳特区成功的首因是，海样的人潮把一座原本30多万人的县城，撑成了1000多万人的国际都市。”文化学者、纪录片制作人邓康延说。
人是最值钱的资本。36年来，青春四方奔来，换取在这座未来之城不同楼层、不同面积的立足地。起初，他们穿梭于深南路和华强南人才市场，交易着聪明、力气、健康、底线，打拼在这块梦幻之地，希望拥有一块水泥地。
尽管他们有人晚上住在城中村的10元店，甚至在荔枝公园大树下铺上硬纸板，读着读者文摘式的励志语句：“我们佩服哥伦布的不是他发现了新大陆，而是他对发现新大陆一直抱有信心。”
犹如飞鸟投林，构成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气质。邓康延作词的深圳主题歌——《来了就是深圳人》唱道：“深南路像一条流水线，走过了青春又青春。”
后来这首歌谱曲的走了，唱歌的也走了，这个以青春和移民为履历的城市用高房价筑起玻璃门，“阻遏年轻的志向，又骤增做事的成本。新人南飞，会不会无枝可栖，梧桐山又成了新的屏障?不止年轻人望南而生畏，甚至引发老牌企业举步又维艰。”邓康延在庆生会前说。
城市最高的楼是这个城市最瑰丽的象征。高楼“围剿”下的城中村又是最纯粹、最直白、最具说服力的年轻人生存写照。这座城市曾以无比开放的姿态迎接年轻的冒险家，如今这扇门是否还为他们打开?
“来了就是打工狗，买房才是深圳人”
久未露面的万科创始人王石突然出现在深圳生日会现场，“我是深圳成长的既得利益者。”他对台阶上坐着的市民说。演讲过后，王石给深圳36岁的生日留下一行字——敞开胸襟，深圳不关门。
接下来登场的房地产专家，尴尬地笑着：“本来今天过生日应该讲讲愉快的事情，但非让我讲房价。”
施乐乐盯着台上，怕出一点乱子。这场活动是她的老板李咏涛和邓康延等“老深圳人”策划举办，他们大多在上世纪90年代来到深圳。在“老深圳人”眼里，那时的深圳之于内地的有志青年，如同革命战争时期热血青年心中的延安，意味着理想、机会、出路和成功。
对于5年前来深圳的施乐乐来说，这些似乎过于遥远了。从事房地产媒体的她主持过行业论坛。论坛结束，主讲的专家问她有没有买房，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对方惊讶地反问：“你怎么在这个行业这么久还不买房?”
后悔是一定的。深圳现在的房价和两年前比翻了不止一番。美国一家经济咨询公司刚刚公布一项研究结果，深圳已成为全球房价第二高的城市，仅次于加州圣何塞。深圳典型住宅的价格已达到80万美元左右，房价收入比为70倍(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
曲折上扬的折线图之后，屏幕上开始放映短小纪录片：《同住一城，相濡以沫》。画面里，深圳“市鸟”黑脸琵鹭从遥远的朝鲜半岛飞越狭长的海岸线抵达深圳;滩涂鱼机警地吐着泥巴;招潮蟹挥舞着钳子吸引母蟹……“我们还有一群动物居民，我们的城市就是这样自然地生长。”邓康延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动物的生存空间同城市外来人口一样，受到挤压。邓康延和他的老朋友们一边喝酒一边讨论深圳生日时，说到房价，引来一阵唏嘘，索性就把庆生会的主题定为“深圳不关门”。
为了宣传这次生日会，施乐乐和她的同事在10个人流最密集的地铁口分发早餐鸡蛋，每一个鸡蛋上都写着“爱深圳，不滚蛋”，他们花了一天的时间，煮熟了8260个鸡蛋。
早高峰的地铁站，展示了深圳生活最真实的一面。3号线的6节车厢24个车门同时开启，24股乘客同时冲出。连接三大交通枢纽的地铁4号线，是龙华人的生命线，同时也是梦魇，它是深圳最短的一条地铁线，因拥挤和故障频发而知名。4号线中的乘客，大都来自房价已高达每平方米5万元、早前的城市边缘龙华新区。当然，绝大多数都是租房客。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在深圳北站换乘，完成两次180度转弯，搭乘三段手扶电梯，上下跨越5层高度。如贪吃蛇般的人流，在金属栅栏摆成的“回龙阵”中来回绕行，历时5～50分钟不等。
“人们像羊群一样被赶着，很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邓京辉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这次生日会不仅准备了“不滚蛋”这样“打了鸡血”的积极口号，也有一些吐槽：“来了就是打工狗，买房才是深圳人”“你那么怀念故乡，是因为在深圳混得很差吧”。
当然这些口号没有出现在生日会现场，人们笑着分着一块五彩斑斓的生日蛋糕，蛋糕上的图案是一扇敞开的大门。
这一天也是邓康延的生日，深圳生日会结束后，几个老友凑在一起，为他煮了一碗面，还卧了个鸡蛋。
“你会害怕，你觉得离房子越来越远”
另外一个关于生日的故事也发生在深圳。
“21岁生日那天是周六，自己一直没想起来，睡了一天，直到晚上10点多，妈妈打电话来：‘宝贝，你今天吃面了没?’接着自己煮了碗面，吃完下楼走走，突然听到洒水车放着‘生日快乐’，我追了车一路，直到跑不动，对着车背影，大声说，谢谢，谢谢你们。”
这是一个姑娘在知乎上回答“你在深圳做过的最孤独的事是什么”的答案。
施乐乐从潮汕老家来到深圳，很少感到孤独，她只是觉得累，“你会害怕，你觉得离房子越来越远。”
在深圳买套房子的想法第一次钻进她的脑袋是在2013年。“想买房，没有首付。”那一年，关于深圳楼市的新闻标题已经出现“创历史新高”“均价2万元”。
坐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每天穿梭于开盘现场和大大小小的论坛之间，有人抢先入手，只隔了一年，就涨了不少，他们劝施乐乐赶紧买。“我知道我应该买，但我买不起。”“负担不起的时候，别人鼓励买房对我来说是压力。”
到了2014年年底，房价开始噌噌上涨，行业内的施乐乐很早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当时她手上拿着一些钱，跟男朋友商量，是买房子还是做生意，从事餐饮行业的男友想要创业，于是两个人的存款用来开店了，“虽然我内心极度想买房”。
后来男友的父亲染上重病，突遭变故，他把店盘了出去，换来一些钱。股市正热，施乐乐拿来炒股，但很快赔进去了。
说这些的时候，施乐乐正在新公司加班，经营一个专为准备买房人服务的公众号。她每天挤在格子间与同事吃外卖、讨论选题，过着这座城市大多数白领的生活。一个打车软件的大数据显示，这群人平均在每天8点28分上班，接近四成要在21点后才能回家。
一直到2015年，深圳楼市新政出台，身边人纷纷买房，施乐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加上要考虑结婚，她说服还想创业的男友，先拿钱买房。当时他俩手里只有10万元，而均价已突破4万元。
“买房离我太远太远了，想了也没用。”刚来公司不到一年的男孩说，他从内陆城市来到深圳，至今不敢告诉父亲。母亲帮他瞒着，选了个黄道吉日，送他南下。
这些初来乍到的面孔将首先看到一座中产之城、精英之城。白天，他们挤地铁，“好像被人推着往前走”;夜晚，宽阔的马路上响着跑车的引擎声，全城第二高的高楼楼体上出现广告语和示爱表白，明码标价，一分钟30万元。
这座城市像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口中的纽约，有三种人：一种是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在他们眼中，城市从来如此;一种是上班族，白天吞噬它，晚上吐出来;最后一种最伟大，是生于他乡来此寻找目标的人。
高楼包裹着城中村，白石洲是最大的一个。据说，这块靠近南山科技园的土地散布着2000多栋廉价的出租屋，有12万人集聚。
这些农民盖的“握手楼”，贴了很多小纸条给脚跟还没站稳的外来者，只要20元就带你看出租房，许多是骗子。
在这里，换一次鞋跟10元，改一次裤脚5元。无证的“摩的”8元能带人穿梭白石洲的三街五巷。随时都能在坡路上看见提着行李箱的年轻人。
卖猪肉的揭阳大叔来到白石洲20多年了，在老家建好了房子，孩子也在深圳上学，却从来没想过在深圳买房，他说：“还是要回去的。”
傍晚是城中村最蒸腾的时刻，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回这里，像归巢的鸟雀。有人每天要爬8层楼，还要小心楼道里的狗屎，他们每周六可以看到世界之窗放的烟花，起初是惊喜，后来就觉得有些吵了。
也有些人无法在傍晚赶回家。附近的南山科技园聚集了中国最有名的科技公司，有人把那些阳光下闪着光的高楼称为“吸血楼”，凌晨，出租车排队等在楼下，他们从来不愁拉不到活儿。
“不想看了，就买这个了”
“当天空睡着、大地睡着、城市睡着的时候，一些人却必须像星星一样醒着，像河流一样醒着，像街灯一样睁着眼睛。”一位文化学者在描述深圳时说。
施乐乐晚上睡不好觉，她已经看了十多套房子，自制了一个表格，罗列了很多选项：月供多少、每个月还多少信用贷款、能否找中介做高贷、每月还朋友多少钱、约定还款的时间是哪天……
高贷的意思是，先找评估公司把房子价格评高点，然后拿去银行做贷款，这样就能贷出更多的钱。
她在中介看到一套20多平方米的房子，售价134万元，“肯定是钓鱼的，假房源。”施乐乐心想，那是2015年下半年，房价已经蹿升，同一地段的房子基本在160万元左右，她把这个房子收藏了，继续去看罗湖的二手房。
“很痛苦，罗湖的房子很多很旧，稍微新一点的，就要一百八九十万元。”罗湖的路很窄，不好停车，每次男朋友停好车去看房时，施乐乐已经看完了房。她那时想，一定不能买罗湖的，交通太不方便了，距离公司也远。
但她还是看了六七套，犹豫，回去想了很久，终于决定要签时，发现业主刚去世，家人正在争家产，施乐乐怕产权不清晰，遂放弃。
她又去看宝安的房子，这里不像罗湖，是新开发的区域，靠近机场，价格便宜，生活范围也好，但离他们两个工作的地方实在太远了。
心灰意冷的时刻，施乐乐想起最初收藏的那套房子。房子在二楼，施乐乐不太满意，嫌潮湿，又去看了隔壁小区，差不多大的户型贵了30万元，“不想看了，就买这个了。”她铁了心。
第二天，施乐乐就交了定金。原来这家业主长期在国外，并不了解深圳房价的走势，幸而形成了一块价格洼地。施乐乐事后想，换作有经验的中介，一定先自己把房子买下，转手就能挣个几十万元。
接下来，最大的问题来了，钱从哪里来?
“每次中介问我手里有多少钱时，我都是心虚的。”她当时手里只攥着10万元。
她先是找银行借信用贷款，用途不能说买房，她从熟人手里弄来发票，说是借贷办婚宴。后来又从朋友那里借了十几万元，终于凑够了首付。
施乐乐这边总算安稳了，业主那边又出了问题。因为业主在国外，要写委托书交易，委托书来来回回改了3次，银行才最终承认。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两个月，房价正处在第二波涨价的中间，施乐乐担惊受怕，生怕业主返价，其间还专门给律师打电话，咨询假如业主反悔加价怎么办。“我一度觉得交易不成了，每天过得提心吊胆。”
交易最终完成了，去产权中心登记的时候，房产证在施乐乐手里只停留了5分钟。她在楼上拿到，跑到楼下复印，又拿到楼上做房贷抵押。
这时她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交易的税费款刷的是信用卡，新房没钱装修，只简单地刷了下墙。买电器的钱也是刷信用卡。
施乐乐每个月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是还4500元房贷、5000元信用贷、3000元车贷和几千元的几张信用卡分期。
打开一扇铁质防盗门，再打开一扇木门，施乐乐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她踢掉鞋子，扔掉包，瘫在沙发上，一句话也不想说。最后鼓起力气走近卫生间冲一个热水澡。
有一次，她在洗澡时不小心滑了一跤，尴尬的是，因为卫生间太小，她根本摔不下去，“你的胳膊很疼，腿很疼，但就是摔不下去，那一瞬间，心酸极了。”
“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只能说，那是鬼话。”
在同事邓京辉看来，不管怎样，他和施乐乐都属于“上了车”的。
买了房叫“上了车”，“上了车”才有安全感。“买房这事儿，就要扑过去，等你想好了啥都没有了，越等车走得越远，你就上不去了。”邓京辉刚来深圳一年半，只看了三套房子就买下一套。
他去开盘现场，看销售控制图一块块被填满，“开发商很会制造恐慌感，人一进去，销售说快买快买，你看，××楼以下没有了。”有的开发商规定购房者必须在120秒内选好房子，否则购房资格失效。出来时，门口围了很多记者，问里面的情况，购房者的回答经常“很蒙”：“我不知道，很混乱”。
朱罗纪曾做过多年房地产报道记者，住过城中村、住过关外。经过了10年，他换到了满意的房子，“小区很大，门口有许多树，夏天也不热。”他随手一指，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沿着深圳湾一条海岸线，已经没有每平方米十万元以下的房子了。
在没“上车”之前，媒体人朱罗纪的左右半脑经常打架，“左边充斥着各种采访对象说房价怎么还不跌、怎么才能买到房子、政府为什么不解决问题;右边半脑告诉你，房价还会涨、跟你分析负利率时代、通货膨胀、货币超发、城市化、人口红利……名词一个接一个。”
那还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根本买不起了。“谁买得起单价五六万元的房子呢?谁拿得出首付100万元的现金呢?”他提出疑问，“过去这座城市变成奇迹的唯一一个理由是：只要你想，一切皆有可能。但是现在变了，如果你还是要坚持告诉年轻人：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只能说，那是鬼话。”
他说，那些很多已经买了房甚至因为多买房而坐拥亿万身家的人，并不一定都比你更加有天分，也真的未必比你更努力，原因也许很简单：他们比你生得早，赶上了一个房价高涨的大时代。
老亨是20年前的“深圳三剑客”之一，在论坛上激扬文字、办民间智库、讨论深圳的发展，“比现在的网红还红”。如今，他坐在一栋上了年纪的楼里，摆弄着茶具：“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深圳房价太高了，没人可以进来，还要把城中村拆除，年轻人低成本融入城市的桥梁也断了。从这个方面说，深圳关了城门。”
另一位“深圳三剑客”金心异曾在体制内工作多年，又出走。多年以前，他写过一篇风靡互联网的文章，里面提到：“记得在1997年时，一位朋友对笔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谁现在离开深圳，那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如果谁现在来到深圳，那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还是这样。”面对记者的提问，金心异回答道。“年轻人现在来深圳，你太乐观了，你怎么买得起房子?现在离开深圳，你又太悲观了，深圳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势头还是好的。”
上半年，与华为研发中心搬离深圳享有同样报道篇幅的，是一位卖掉深圳房子换来老家4套房子、离开深圳的白领，“不后悔。有人说等我孩子长大了想回深圳，老家的4套房子也换不回深圳的一套，可我希望他将来能有更多选择，也许全世界定居呢!”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汹涌的房价曾让邓京辉辞职回老家，“房子涨起来，我很悲观，我没有参与进来，没有被调动起欲望。”但老家也没有好的机会等他，很快他又回到深圳，急匆匆买了个小房子。
他的老板李咏涛在1994年来到深圳，“深圳让大多数人感到骄傲，这两个字本身就代表着希望，甚至欲望。”李咏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个年轻人什么时候会抛弃一座城市?绝望的时候，尤其是对房子的绝望。”
朱罗纪在深圳生日当天就唱了反调：深圳已经关门了。他与这座城市同岁，“当你的人生到了36岁，就进入重启阶段了，人生是这样，城市也是这样，当二十二三岁的人正在考虑，自己的人生画卷该如何像一道江水一样展开时。36岁的人正在考虑，是不是需要拐入另一条河流做点改变了。”
很多人说深圳的基因是年轻，如果年轻人不再进来，那它将放慢新陈代谢，“年轻不仅仅指年龄，而是有没有梦想，有没有选择的权利，社会留没留上升的渠道。”老亨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深圳开始关门，但你还可以推门而入”
深圳的城中村常常是从一个阶层跨越另一个阶层的垫脚石，年轻人拖着行李箱来到这里，经过“握手楼”的时候，觉得不会久留，但很多人一住就是几年。
施乐乐和她的同事在策划生日会时，曾在社交网络上让大家填写来深圳的日期，几乎每一个来深圳打拼的人，都记得自己来到深圳的精准年月日。
上世纪80年代，邓康延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时上海宾馆以西还是郊区荒野，到深圳大学坐中巴要近一小时，一路上咣咣当当。路上行人不多，华强南人才市场人挤人。大家都是来去匆匆，年轻蓬勃，各做己事，信奉蛇口的口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时间就是金钱”。
他后来改行从文，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几本书，在1992年扎根深圳。
天南地北的移民聚集，大家好像有一种当年开发美国西部的感觉，每一天都和昨天不一样。座机0755是一种身份，1380和1390开头的手机号码代表了那个年代最早来的一拨人。
一位来深创业者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发了，是我闯深圳的梦想。发了，就意味着周末我可以去国贸免税店逛逛，用港纸(港币)购物，去中英街吃芒果，成打儿地给女朋友买尼龙丝袜……”
“寻找新的命运的时候，这座城市接纳了我们，没有任何排外。现在应该仍有包容的胸襟迎接年轻人，深圳最大的优势是人才，要有能适合他们生存的土壤、环境、低廉的生活成本和不受限制的自由发展的空间，打破原有命运的格局。”邓康延说。
“深圳年轻的年龄结构带来很多优势，比如包容性，不存在人口排斥;有互动的朝气和活力，利于创新创业;不同知识结构的年轻人在一起碰撞，容易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不同优质要素重新组合产生叠加效应;还有年轻人不怕失败的精神，这里宽容失败。”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魏达志来深圳时，国贸大厦正在封顶，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报纸上的通栏标题——奖金不封顶，大楼封顶早。正是在这座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的摩天大楼顶端，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
易中天在《读城记》一书中感叹，深圳获得如此之高的发展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和潜能的释放，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毕竟，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只有当人自己从种种禁锢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人的解放，是深圳故事的主题
“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和不简单的想法、不多的钞票和很多的愿望，到这个年轻而又令人向往的城市闯荡江湖。”在易中天笔下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里，这支南下大军年轻、热情，充满活力，新观念多而旧包袱少，和这个城市的文化性格一拍即合。事实上深圳也一直向他们敞开着大门。
1986年，深圳人才智力市场成立。1997年年初，新的现代化综合型人才大市场开始投入运行，仅1月3日到5日为期3天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就有9万多人进场。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城市虽然暂时还没有给自己机会，但至少给予了希望。“如果连这个城市都没有希望，别的地方只怕就更没有什么希望。”易中天写道。
这里被誉为最像美国的城市，而美国梦的注脚是：提供了人人都能成功的机会;成功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
但它是否还能延续?朱罗纪的答案是，城市化下半场的分化时代来临，技术革新的时代来临，整体经济结构转型的时代来临。城市在重启，时代也在重启，一切都在回到原点。
如果要送一句话给深圳的36岁，他选择这一句：深圳开始关门，但你还可以推门而入。这座城市，从它35岁开始，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张开怀抱欢迎八方来客了，而是进入了你选择我、我也在选择你的双向时代。
1987年深圳首次进行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这里也出现过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第一个房地产企业、第一个物业管理公司、第一个房地产中介公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之后，它的市民曾发起不买房行动公开信：“我再一次强烈呼吁并号召广大市民，深圳楼价一日不降到市民可以接受的程度，我们就坚决不买房。”又过了10年，深圳房价大踏步向前，施乐乐和邓京辉跑了很远终于赶上了这班“车”，而更多的人，留在原地不知所措。
邓康延刚到深圳那年的8月26日，正是他的生日，守着办公室电话无人可打、无友相聚，独行街头，想找个小酒馆，却见满街张灯结彩在庆祝生日，发现自己竟和这座城市同天生日，他自嘲一个城市对新人如此热情，当即向天向地连干了3杯。那年深圳12岁，他34岁。
(杨杰 文中施乐乐、邓京辉为化名)
